编译所｜伊恩·莫里斯：革故鼎新的“芬利模式”

编|译|所

2020年03期

伊恩·莫里斯

革故鼎新的“芬利模式”

历史学家们热爱纪念日。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摩西·芬利的《古代经济》至今已25年了。该书基于他1972年在伯克利所做的第43季萨瑟尔系列讲座。20世纪里没有任何一本书对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因此出版社为新一代学者重版这一经典著作，是再合适不过了。在这篇导读中，我想向新的读者介绍本书，帮助读者理解它的思想根源，它如何推动了古代经济的研究，以及它的论点如何经受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细致审视。

古代经济史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早在1817年，奥古斯特·伯克（August Böckh）就出版了一本研究雅典政治经济的巨著，然而要到很晚的时候经济问题才进入古典学术的主流。1893年，卡尔·比歇尔（Karl Bücher）将一个影响很大的一般经济进化理论运用于欧洲历史，提出希腊和罗马以非常简单、小规模、封闭的家庭经济为特征，其目的在于自给自足，仅仅和其他家庭进行非常有限的交换。中世纪见证了更大的城市经济的兴起，而16世纪则见证了融为一体的国民经济的兴起。

一些专业古代史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对这一理论感到义愤，坚持说比歇尔完全错了：实际上古代经济和近代世界的经济非常相似，只不过规模更小而已。迈耶宣称“希腊历史上的公元前7和前6世纪对应于近代世界的14世纪和15世纪，而公元前5世纪则对应于16世纪”。

只有当学者们对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达成一致的时候，学术争论才能够发生。上述争论后来被称为原始派对现代派的争论。指出它把讨论限制在了一个狭窄的单一问题上，即在从自给自足的家庭到当代工业国家这一连续体中，希腊和罗马处于什么位置，并非对参与争论的学者的批评。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古典学家们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和重要的问题；而且在20世纪前半期，其他国家的学者们也参与了进来。总体上，他们得出结论说：第一，这的确是要回答的最为重要的问题，第二，现代派占了上风。1933年，在美国从事研究的俄罗斯人、他那个时代最为伟大的古代经济史家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甚至回应了迈耶，论述说“到希腊化时期古代世界的经济和现代经济只有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差别”。直至20世纪50年代情况大致如此。

学术研究并非通过在众所接受的框架内逐渐积聚细节而改变方向，而是倾向于以突然迸发的形式改变方向。如同所有研究论题，原始派和现代派之争忽视了大量的现象。学术史学者发现，当学者们（常常是新进入该领域或者处于该领域边缘的学者）开始感到，“常态科学”不能解释的异常现象累积到如此高的程度，以至于因袭的模式更为有害而非有益时，才倾向于发生思想的革命。一些学者回应的方式不是对旧的问题作出新的解答，而是彻底抛弃旧的问题，提出看起来更为迫切的新问题。这就是托马斯·库恩所称的“范式转换”。

这样的转换很少（如果确有的话），是一个天才对抗误入歧途的世界而产生的结果。它通常开始于一群学者。如果他们关注的问题是确凿的，并且足够好地展示出来，他们能够向其他学者传递他们对于主流观点的担心。革命一旦开始，学者们就会争先恐后地筹划新的研究计划，以回答现在看起来重要的问题。旧有的问题可能完全遭到遗忘。芬利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边缘人物，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抱有相似想法的学者（尤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卡尔·波兰尼和剑桥大学的琼斯）一道提出了新的问题。他并不是凭空创造出“芬利模式”的。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他是重新思考古代社会经济史的核心人物，而且《古代经济》一书巩固了新的体系。它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争论的条件。

……

M.I.芬利(1912—1986）

在出版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古代经济》仍然稳固地处于争论的中心。芬利决定性地表明，语文学的和经验主义的历史学能够把握古代的经济现象。学者们仍然在以这种方式从事大量的出色研究，但是总体上而言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关于19世纪90年代的争论的，而非关于新的正统学说的。《古代经济》处于决定论、经济学方法和后现代文学性探讨的中途。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的批评者若要取得进展的话，都必须严肃对待芬利的著作。

韦伯相信，真正的社会学理解需要两类研究，一类偏向于形成抽象的理想类型，另一类则偏向于将模式和有关人们的实际行为和信念的证据相对照。理想的是，同一学者会在不同时间进行这两类研究。其结果会是在概括性的结构和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之间不断地来回补充，而这恰恰是芬利在《古代经济》中所做的。不可避免的是，新的研究意味着我们需要修正芬利的许多结论，诸如雅典钱庄业的规模，市场在罗马经济中的位置，以及古代世界的经济增长。然而在可见的将来，芬利对于希腊和罗马历史富于同情的见解仍然会处在我们讨论的中心。任何有据可依的对这些现象的讨论都不得不从芬利模式出发，它把平等的公民群体及其和大规模动产奴隶的相互关系置于中心位置。对于我们许多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开始研究古代史的人来说，阅读《古代经济》是一个具有塑造性的经历。这一新版将同样的机会扩大到新一代的研究者。

       （本文节选自《古代经济》“修订版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古代经济

（古典文明译丛）

〔英〕M.I.芬利 著

黄 洋 译

  商务印书馆2020年5月出版

内容提要

本书是英国著名古史学家M.I.芬利的代表作之一。该书是作者在担任世界最为著名的萨瑟尔讲席教授期间所做的系列讲座基础上写成的，主要阐述了古代经济，尤其是希腊和罗马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提出了研究古代经济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其观点被学者称为“芬利模式”，即古代经济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而是“嵌合的”,嵌合在其所存在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而这一解释模式至今仍未被取代。

作者简介

M.I.芬利(M.I.Finley,1912—1986）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古史学家之一，剑桥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希腊史，但更多以整个古典世界为研究对象。著有《古代经济》《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古代世界的政治》《历史的使用与滥用》《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奥德修斯的世界》《古代希腊人》等。

译者简介

黄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伦敦大学古典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古代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罗马政治史、古希腊经济史、古代西方政治思想史。出版有《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希腊史研究入门》（与晏绍祥合著）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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